徐宪平加速构建创新生态体系

徐宪平：加速构建创新生态体系

徐宪平：加速构建创新生态体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深圳分院 近日，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徐宪平在北大光华大湾区发展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加速构建创新生态体系》。

以下为演讲全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理念、第一动力。“十三五”规划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首位战略。我国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量子卫星、北斗导航、大飞机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新一代移动通信、电动汽车、生物技术、高端医疗设备、无人机等重大创新成果加速应用，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点的突破迈向系统提升。

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落实创新的核心地位，必须加速构建创新生态体系。创新生态体系是一个多元、开放、融合、共生的有机统一体。它需要创新思维的前瞻性、创新主体的协同性、创新要素的集聚性、创新群落的依存性、创新环境的包容性等。

这里，我谈谈构建创新生态体系的八大支点：树立做好已知、面向未知的创新理念；培养自立自强、开放合作的创新视野；打造企业为主、产学研用的创新群落；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创新作用；加大基础研究、风险投资的创新投入；构建科技设施、资源共享的创新平台；吸引五湖四海、卓越不凡的创新人才；弘扬宽松包容、自由探索的创新文化。

第一，树立做好已知、面向未知的创新理念。

目前，我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总体处于“跟跑者”的水平，少数处于“并行者”的水平，还有少数处于“领先者”的水平。重点技术、产品、装备对外依存度高，完全依赖进口（国产化率20%以下）、严重依赖进口（国产化率20%至40%）的占到80%以上，如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等，这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软肋，也是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

当务之急，我们要集中力量做好已知，针对存在的短板攻坚克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高创新链水平，化解重大瓶颈制约；与此同时，要从基础学科、基础研究入手，面向未知，探索未来世界发展，攀登科学领域高峰。

我们讲，技术是手段，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技能；创新是变革，重在获取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而科学是发现，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发现和解释自然规律的知识体系，是技术和创新的知识源泉。

创新不能急功近利，必须登高望远，既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又要关注长远的问题，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要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纳米技术、基因编辑、脑科学、核聚变、深地深海深空等科技前沿领域，实施战略性、前瞻性的科学计划、科学工程，沉下心来，久久为功，持续地推进科学发现、创新变革。

第二，培养自立自强、开放合作的创新视野。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起步晚，以及自主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不足，我们喜欢“拿来主义”，习惯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主要是跟着西方发达国家后面追赶，因而少有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成果，在重大领域缺乏自主的技术路线，技术标准。

现在，我们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践行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新时代的新特征。创新要适应新特征的新要求，实现从“拿来”到“原创”、从“跟跑”到“竞跑”、从“依赖”到“自主”的转变，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完善创新体系，建设科技强国。

自立自强，不是自我封闭、自我隔绝。创新要想攀登高峰，就得不断吸收人类最新科学理论和技术成果，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中谋求共同进步。要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务实、更加主动的思维和举措，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促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创新循环、双向流动。

第三，打造企业为主、产学研用的创新群落。

创新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最早由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熊彼得提出。他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理所当然是创新的主体；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很大程度上是科技与企业的结合，是先进理论、共性技术和企业产品的结合。

要让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让企业拥有更多的创新自主权，让企业家拥有更多的创新话语权。从日本经验看，上世纪70、80年代，为实现半导体产业的赶超，日本通产省组织三菱、东芝、日立等大企业成立超大集成电路联合体进行攻关，企业出资300亿日元，政府出资400亿日元，产生出上千项专利；到1988年，全球10家最大的半导体公司，日本占到6家。后因美国强势打压才滑向边缘。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是创新理论、创新知识的源头，必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让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发展。

产学研用的创新群落是创新生态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协同创新，才能够产生持续不断的科技成果和应用技术。任正非先生说，华为支持了300多所大学、900多家科研机构，培养了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120多个化学家、6万多名工程师。这是华为专利申请位居全球企业前列、5G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重要支撑。

第四，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创新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发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有一个新提法：“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

可以说，市场是创新的根本力量，在科技创新领域，市场的力量大于政府的力量，市场重大需求是创新的内生动力。要让市场成为优化配置创新资源的主要手段，发挥市场对研发方向、技术路线、成果转化的主导作用，建立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创新要素价格的机制。

不容置疑，政府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最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作用，最大程度地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政府还有一项重大职责，就是运用好有为有限的举国体制，聚焦最核心的领域和问题，强化基础研究，推动重要领域攻关，破解重大瓶颈制约。上个世纪50、60年代，毛主席说，搞点原子弹，搞点氢弹，结果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克服千难万险就搞成了。今天，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将推动创新一路奋进，不可阻挡。

第五，加大基础研究、风险投资的创新投入。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这些年，我国研发经费快速增长，2019年达到22143.6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占GDP的比重为2.23%，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已经接近欧盟15国的平均水平。像华为这样的企业，2019年营业收入达到8588亿元，研发投入高达1317亿元，占比为15.3%；大疆之所以能够占据全球70%以上的无人机市场，也是舍得花本钱，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达到15%。但是，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2019年只占6.03%，远远低于2018年美国的18.65%、日本的22.14%、英国的18.1%、法国的22.74%、韩国的25.77%。

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从我查到的数据看，2018年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北京为14.7%、上海为7.7%、广东为4.3%。深圳作为现代化先行示范区，已成为国内外瞩目的创新城市。2019年，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37.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国际专利申请量17.5万件，占全国总量的29.7%；研发经费占比4.9%，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但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不到3%。基础研究的短板，是我们很多“卡脖子”问题的根源，需要增加投入强度，提高研究水平。

风险投资是高新技术初创企业及产业的催化剂、发动机，科技创新高地必然是风险投资高地。依照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2019年中美风险投资比较，中国是1577.8亿元，美国是9502.9亿元，有6倍之差，而经济总量只有1.5倍的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是旧金山湾区的2倍多，但风险投资却少9倍；深圳与硅谷的差距也有6倍之多。这也是我们的弱项，需要健全风险投资机制，加强政策引导。

第六，建设科技设施、资源共享的创新平台。

提升创新基础能力，必须加快建设引领型、突破型、协同型、基础型的重大科技设施，以底层基础技术与工艺构建起的开源开放平台和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体系平台、产业生态平台。

比如战略综合类平台，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和重大需求的国家实验室；科学研究类平台，瞄准科学前沿和重点行业发展方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类平台，聚焦国家战略产业技术领域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重点实验室和技术中心等；基础支撑类平台，涵盖科研仪器、科研设施、科学数据、科技文献、实验材料等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体系。

美欧等老牌科技强国、日韩等新兴科技大国都高度重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资源共享。旧金山湾区拥有全球顶级的3个国家实验室，如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下设8个研究所和中心，产生了反质子、反中子等多项撼动世界的原创性科技成果，诞生了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深圳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评审确定10个项目，后面还有一些项目因财力紧张没有安排，深圳拿出200多亿元，自费建设6个项目，这是有远见、有气魄的。

第七，吸引五湖四海、卓越不凡的创新人才。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总书记说，“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美国科技实力强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引、网罗全世界的人才。诺贝尔奖得主有200多个在美国，占比达到65%以上，我国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只有2个。

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为国际科创中心，深圳要追赶硅谷，最大的制约是人才。2019年2月，我带着光华学院DBA、EMBA同学到斯坦福大学办班、到硅谷考察，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旧金山湾区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比为46%，而粤港澳大湾区为25%；硅谷拥有的多元化、国际化的科技人高达170多万人，外籍人口占比达到36%，50%的初创公司是外国移民创办的，70%工程师是外国移民，而深圳现有外籍专家只有1.7万人。

实行更具竞争力、吸引力的人才制度，要双管齐下。培养、使用本土人才要从基础教育抓起，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给予科技人才更多的利益回报和精神鼓励，以市场价值回报人才价值；吸引海外高端人才，要提供优厚的待遇，设立国际人才小区，创造便利的工作、生活环境，解决好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进出入境等实际问题。

第八，弘扬宽松包容、自由探索的创新文化。

创新往往是从无到有，极具开创性、挑战性、风险性，失败的多、成功的少。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创新之路，也是经历了失败、再失败、无数次失败直至成功的过程。创新需要宽容失败，正向激励。

斯坦福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讲，好的点子、好的创意往往产生于“非共识”之中，开始难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科技创新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要鼓励探索，放松限制，倡导多元碰撞，允许“非共识”存在，善于从“非共识”中发现“金点子”、“新大陆”。

在硅谷，Google给员工20%的时间自由支配；Facebook上班不打卡，时间不固定；斯坦福大学允许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周有一天到硅谷兼职，甚至离职1、2年创业，许多教授集科学家、风险投资家、创业创始人于一身。中科院对3800多名青年科学家每年资助40万元，连续支持3年，自由探索，不定方向，不问结果，效果非常好，产生了一大批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些方法都给我们许多的启发。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要之处在于科技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变革。让我们与创新结伴而行，以创新促发展、开新局、谋未来。

徐宪平教授，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湖南大学管理工程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当过知青、工人，曾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石油公司副总经理，湖南石油实业股份公司总经理，长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湖南省计委主任，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

在国家发改委任职期间，曾具体组织“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基本思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若干意见等重要政策文件的研究制定。

著有《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新基建：数字时代的新结构性力量》、《驱散增长的迷雾――新常态下的新动能》、《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从“十二五”看“十三五”》、《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风险投资》等专著，发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现代企业的产权要求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美国信用体系的研究和思考》、《面向未来的中国城镇化道路》、《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演变趋势、模式构建．与基本规则》等百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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