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lfi Zoega：中美德市场经济模式谁主沉浮

Gylfi Zoega：中美德市场经济模式谁主沉浮 MBAChina 　　2013年最具开创性的学术巅峰对话在各方热切关注中开启大幕。3月18日，由来自中美两国的新华都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三大学术机构联手主办，《北大商业评论》杂志社承办的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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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峰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峰会上，冰岛大学的教授，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研究中心Gylfi Zoega教授做了主题演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首先我要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到这次峰会，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刚来中国不到五个小时，所以让我进行中国经济这个话题，我觉得是很大的挑战。我想先宏观的来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给大家一些解释。

首先我们看一些基本数据。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是非常迷人的国度，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的非常快，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转型到了市场经济，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里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就是由于这个国家人口众多，我们知道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还有可能成为一个低收入国家，主要是因为人均收入相对比较低，虽然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又是非常低生产率的国家，尤其是人们生活水平对比一些中等水平的欧洲国家来讲，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看一个中国GDP的情况，右手边是人均GDP的情况，完全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现在我们知道，北京生产率的对比美国，可能只是不到其一半左右。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数据是属于在人均购买力评价基础上进行调整的。

下面一张图是总体的情况，我们知道美国也是有着非常快速的增长，主要是在1850年到1950年左右，给我们带来很多出口发展和技术革新，包括一些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技术方面的更新，电力，内燃机，自来水，通信，电影，化学，电话等等，另外还有很多股份公司的成立。

我们再看一下二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同样也是有了快速的增长，这些都是基于这些国家逐渐引进美国的一些技术来实现的，当然了，我们后来也做了一些自主创新，所以说这些国家发展非常快速，不光是通过自己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同时也是基于别人的一些技术和观点之上进行发展。但是后来他们却没有能力真正的赶超美国，主要是由于自主创新的停滞。

中国从78年到2012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也是通过进口外国技术。今天早上有一位演讲者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来引进技术这方面的内容，那么通过外部投资，技术购买，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等等这些方法。对比日本和德国，中国的发展也是随之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美国的崛起也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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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不平衡性伴生，这自然带来一些问题，中国的这种发展同样的也是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平衡而伴生的，其中也包括一些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我们看到在大衰退时期，也是由于西方世界不断增加的不公平性，还有金融部门，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失业率不断提高的拓展，特别在年轻人当中这些问题的滋生所带来的。这也使得这些国家的不平衡性逐渐加深，还有关于通货膨胀，还有房屋价格的过渡提升。

刚才我也给大家讲了，这些不平衡性也逐渐在中国出现，比如现在的快速拓展，房价过高，还有通货膨胀，实际上这是一个国家经历衰退的过程中会出现的情况。中国可能会经历“熊彼特大衰退”的过程，在衰退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这是2007年经常帐户的结余以及赤字情况，在美国是赤字，在德国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属于一个有结余的国家，那么在欧洲，我们看到德国等等一些国家还是能够实现经常帐户的平衡，但是从大衰退当中，受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赤字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红字这些国家是发生赤字比较快的国家。明天有教授将会给大家介绍全球不平衡性，以及对中国的影响，这些都会对稳定性造成影响。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整体情况，下面我们要讲关于生产力方面的增长来源，我们可以来区分这种自主的创新，以及开创性的创新，这些是关于新技术新思维，而且我们看到熊彼德的框架有一些描述，关于企业家如何拓展他们的商业实践，以及采取新的技术，这些创新可以包括一些新市场，新的原材料，新产品，新市场的组织性变革等等，这些都是创新的领域。66年的时候有位教授解释了如何用新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今天上午也有教授介绍了创新方面的内容，那么通过一些领先的技术，以及最佳的实践，逐渐来进行教育和获取。这种发展也是取决于技术本身，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这种经济体如何吸收这些概念的能力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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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关键的。

这里我们看到生产力边界的增长，在美国、英国的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沿增长主要是在19世纪左右，这里实际上是出现了增长的前沿，如果我们看一下生产力增长在不同国家的情况，你就可以分析出来这些生产力边缘的拓展情况，如何拓展到其他国家。显然在这之前有三大工业革命，也是能够不断的拓展这些增长的影响力。

那么一国人均GDP与其他几个国家人均GDP的比较，我们选取了125个国家，我们实现一定变量的交换，这样我们可以获得一系列的研究结果，比如说我们把125个国家进行分析，然后与中国进行对比，因为中国现在逐渐成为了一个经济强国，这里关于人均GDP，还有国家人均GDP之和的比较，我们可以在全世界国家里面，把这个数字放在方程里面进行运算。这里是每个工人产出的情况，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2010年收入的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发展，高收入国家的差距更加明显，当然这两类国家中间是会出现融合的，这也是其中一个事实。我们再看一下人均的产出，全世界有两类不同国家，一类收入比较高，一类收入比较低一些，但是让这两类国家互相进行对换，相对来说出现的几率比较小，比如我们看到像香港这样的地区，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再对比现在它的增长，这里实际上是出现了对调，但是这种例子是比较少的。从1980年到2010年，我们可以看一下韩国，它是在比较低的点，但是2010年就在比较高的一个点。台湾也是如此。原来是80年90年都在比较低的这边，2000年到2010年是在比较高的这边。这张表上其他的一些国家，你可以看到他们主要是在一些边缘地区浮动，比如墨西哥，但是也有一些国家从比较低的阵列向比较高的阵列发展。

这里我要讲到的第三个因素就是在这个比较富的国家阵列中，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趋同的情况。在比较穷的国家阵列当中，通常不会发生。这张表是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长，我们可以看到比较高的收入国家开始逐渐往下发展，实现了这种趋同。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的区域，比如说在香港，原来是在高收入阵列，台湾原来是在比较低收入的阵列，后来慢慢转向高收入阵列。像中国的大陆地区，自从80年代开始有了强劲的发展，但是总体平均来讲，还是低收入阵营里面。尽管像*城市，北京上海很接近高收入群体了，但是还有其他很多省拉低了平均水平，因为中国作为总体来讲，还是有一些生产率比较高的地区，但是这些高收入地区没有办法主导全国的情况。

这里是在2011年底的中国的人口情况，我们看到有一些省市人口非常多的，我们在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很难想象这么多省有这么多人，有些省的生产率是相对比较低下，但相对来说，人口又比较多。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有31个这种省市，在31个省市里面做相对收入分布密度做一个分析的话，左上方八十年代的时候，相对来说有一些区域是比较高的点，比如上海和北京，然后往右边看，这种分布变得比较拓展了，有一些高收入的省市开始出现了一些增长，这种增长是遍布全国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些省市的排名情况，比如上海、北京、天津。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全国总体的情况。还有一些绿色的省市，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上海，处于中国的沿海地区，属于一些高收入的区域。还有一些区域是用红色标出来的，这些省市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如果你能计算一下区域性的趋同，那么在平均角度来讲，这些比较穷的省市开始逐渐的追赶一些较富的省市。这里我们还是看到一些地区的趋同情况。相对一些比较富的省市增长较缓。

如果我们看一下生产率，这是以人均GDP为基础的，我们看一下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我再把中国放到这里面进行计算，但是它的增长本身是很快，尽管人均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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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比较低。也是八十年代到2010年以后的增长，这个生产率的增长是遍布31个省市的，所以大家看到北京这个地区，还有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的不同代表，总体上中国是比较大的国家，但是生产率的增长是四处可见的，这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投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生产率的A类部分增长是非常快速的，然后我们还可以把上海作为整体的发展领先指数，我们使用尼尔森·菲尔普斯的等式来测量中国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还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上海和北京当然是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但是人均角度看，还是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那么这里也比较了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也分析了香港数据和台湾数据。

我们的结论就是说，高收入和低收入是两个明显的群体，另外这两个群体之间没有这种趋同的趋势存在。而台湾、韩国、香港也有一些低收入的群体，而这些高收入群体的趋同趋势是比较弱的。中国正在贴近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人均的生产总值还是远远低于美国的水平，上海的还不及美国的一半。我们知道内地的水平，从收入和人均生产力方面也是远远低于中国沿海区域，而且主要的增长还是靠投资来驱动的。所以中国要赶上美国的水平，GDP总量肯定要非常大，至少要达到三倍这么高，所以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在创新方面，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人口很多，只要是一点点的生产力的进步，对于整个人口的意义来说，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内部的问题挑战要面对，比如经济发展平衡的问题等等。很多美国的创新型的公司的良好经验也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的，要更好的增长必须要更平衡的增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