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37万亿社会净财富居全球第二四大亮点值得关注

中国437万亿社会净财富居全球第二 四大亮点值得关注

中国437万亿社会净财富居全球第二 四大亮点值得关注

摘要

12月26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中国社科院出版社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这是自2011年以来，李扬、张晓晶、常欣等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为总题目，出版的第三部该系列专著，将2000-2016年中国的资产、负债和财富的“家底”和盘托出。

12月26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中国社科院出版社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这是自2011年以来，李扬、张晓晶、常欣等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为总题目，出版的第三部该系列专著，将2000-2016年中国的资产、负债和财富的“家底”和盘托出。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研究公布了截至2016年末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所谓国家资产负债表，通俗讲，就是一国的“家底”，可以了解我国的社会净财富的规模、分布、效率等情况，进而可以判断我国应对债务风险的能力。

那么，到底我国的“家底”情况如何?又有何特点呢?券商中国记者结合此书梳理了以下几大亮点：

亮点一：我国社会净财富全球排名第二

2016年末，我国社会净财富(非金融资产与对外净资产之和)总计437万亿元，中国社会净财富水平，相当于美国同期财富水平的70.7%，位居世界第二。同期，我国GDP为74.4万亿元，相当于美国同期水平的57.2%，亦位居全球第二。

社会净财富规模和GDP都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达到如此水平，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这437万亿庞大的社会净财富主要有何而来呢?该书指出，社会净财富的增长来自投资和价值重估，我国投资对财富积累的贡献最大。

投资来源于储蓄，是总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形成了社会净财富在物量上的增加。价值重估则是由于资产价格变化导致的财富名义价值增长。

数据显示，2000-2015年，我国非金融资产年均增长23万亿，其中68%来自投资的贡献，32%归因于价值重估。企业上市后估值提升、住房价格上涨等因素，是价值重估的主要原因。

我国对外净金融资产年均增长1万亿，其中，投资贡献了171%，价值重估的贡献则为-71%。由于对外净资产用人民币计价，所以，汇率的变化对其产生直接影响;2005年以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我国以外汇储备为主的对外资产的人民币价格减值。

亮点二：政府部门占有大量社会净财富

从社会净财富的持有主体或是分配情况看，2016年，我国社会净财富的73%归居民所有，剩余27%由政府持有。

可以看出，居民与政府所持有的社会净财富基本是七三开。尽管从规模看，政府部门持有的社会净财富远低于居民，但从占比的国际比较看，政府部门占有大量社会净财富，是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显著差异。

该书指出，2016年，英美政府净资产均为负，而日德政府净资产占社会净财富比重均不足5%。中国独特的财富持有结构，既反映了现阶段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特点，也体现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性特征。政府主导的经济赶超，积累了大量的政府性资产，这包括国有企业扩张和地方政府大量负债所形成的基础设施等资产;而公有制为主体，则使得土地等重要资源为政府所有，也导致政府资产规模庞大。

此外，政府财富占比高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政府部门掌握的资产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价值重估，尤其是2000年以来内大量国有企业上市，这会增加政府财富的占比。

既然政府部门拥有了大量净财富，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该书认为，从风险维度看，政府部门拥有大量净资产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它使得我们能够有底气地应对风险。但是，从效率维度看，政府直接拥有和配置大量资产，也致经济的整体效率下降。

长远看，我国需要盘活和重置政府存量资产，这包括，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创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鉴于国有企业股权也是政府净资产的重要构成，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僵尸国企的退出，应是优化配置政府资产的题中应有之义。

亮点三：财富产出效率不断下降

在看到可喜一面的同时，也需要警惕负面趋势的发展。尽管我国已“坐拥”雄厚的财富，但近年来，财富的产出效率却在不断下降。

财富存量是产生收入流量的基础。财富收入比越高，说明单位财富所产生的收入越低，产出效率相对越低。数据显示，我国社会净财富与GDP之比自2000年的380%上升到2016年的590%，折射出产出效率不断下降。

国际比较发现，财富收入比最大差距来自于非金融企业部门。我国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与GDP之比，自2000年的280%上升到2016年460%。而英德均稳定在250%左右。2000年，我国的这一比例只略高于美英德，但2008年以后大幅攀升。

该书认为，非金融企业财富收入比过快上升可从两个角度理解：

一是无效投资。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过去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资产，仅是账面资产。这些无效资产，既推高了企业部门资产占比，也拉低了企业生产效率。

二是财富积累方式。高储蓄带来高投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是我国财富积累主要形式，大量投资的结果只能形成企业部门大量资产存量。可见，降低财富收入比的关键，在于提高非金融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无效投资、改变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亮点四：拿120万亿政府净财富应对债务风险就可高枕无忧?

国家“家底”的厚实，是应对债务风险的重要保障。

“结合中国的国民净财富数据，在应对债务风险问题上，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称，2000-2016年，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净财富就从9万亿元上升到119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2.7倍。毫无疑问，近120万亿的政府部门净财富，构成应对债务风险的雄厚基础。

不过，这近120万亿的政府净财富也并非完美保障，也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对政府净财富的冲击：

一是未直接计入的各类隐性债务。这包括地方政府大量的隐性债务(按不同口径估算，约在30-50万亿之间);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政府所应承担的隐性债务(估算约为25万亿)。

二是政府资产的流动性。我国政府部门净资产中，剔除掉变现能力较差的非金融资产，净金融资产也达到73万亿元;其中国有企业股权为52万亿，占政府净资产的44%。政府非金融资产中，政府土地储备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其规模为23.9万亿，占政府非金融资产的52.4%。总体上，政府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强。

三是资产价格的顺周期性。过去十几年来，全部非金融资产增量中有三成的比例来自于价值重估的贡献;金融资产中的股票和投资基金等权益类资产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其估值水平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这类风险值得关注。

“拥有规模较大的政府资产净值，并不能保证我们高枕无忧，面对可能到来的‘惊涛骇浪’，我们必须将困难估计充分，并做好预案。”李扬称，长远看，不断优化存量财富配置，才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们尚有大量改革任务需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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