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伍德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伍德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MBAChina 【MBAChina网讯】个性张扬的伍德克来中国已经20多年。2014年初，他接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联合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共同发布《商业信心调查2014》报告。这份报告对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困难和相对悲观的情绪引发了争论。

接受专访时，伍德克并不讳言报告中指出的问题与担忧，并再次指出跨国公司在华黄金时代的结束。他还分析了跨国公司发展面临的诸多核心问题，包括经济放缓、监管、空气污染以及国企的崛起。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退休后他想回到自己长大的小村子，那里既干净又无聊。

记者:欧盟中国商会发布的跨国公司信心指数报告，对外企的经营信心和前景相对悲观，有哪些是你重点关注的?

伍德克：我到任两周后看到了这份报告，这是我前任做的。总体而言，我对这份调研报告所传递出的总体信息并不感到惊讶。你可以切实看到经济增长速度在减慢，这对于所有企业都是一个相对困难的时期，并不单单对于外国企业，对本土企业也是同样。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越来越多外企将国企视为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非民营企业，这告诉我兼并组合正在发生，这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是不利的;第二，跨国公司越来越难雇佣和留住外国人才，这一点在北京尤其突出，原因是空气污染。

更有意思的是，对于在华多年的跨国企业而言，这是第一次，全球市场除中国以外市场的利润率高于中国本土的利润率。这说明中国出现产能过剩，竞争加剧。这带来两个变化，一个是欧洲企业开始寻求中国以外的可能的投资空间，这不再是“唯有中国”的商业故事。“唯有中国”是过去6年的事情，那时候中国经济持续两位数增长，欧洲经济却在走下坡路、在崩坏。这也导致另一个推论，我预期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到全球投资以寻求新的增长，美国、欧洲的市场利润率部分而言比中国要好，中国企业也会做出跟我们类似的分析来指导他们未来的投资决策。钱、投资会跟着利润率走的。

记者:在华越久、规模越大的企业表现越为悲观，是因为什么?

伍德克：我想主要是因为经济放缓。像巴斯夫、道达尔、壳牌、BP，它们进入中国市场30多年了，已经深植这块土壤，有不少分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放缓，他们面临的困境就跟中国公司一样。像那些并不知名的外企，或是中小企业，他们进入中国晚，在一个更为小众的细分市场上，对于新的市场趋势可以迅速作出回应。

我真的认为跨国公司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这有四个标志：一是黄金时代有其特殊之处，比如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以前是10%-12%，现在是6%-7%，我们可以预测两位数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二是中国只能入世一次，中国入世14年前只占世界GDP的2%-3%，现在是15%，你还有多少的增长空间?三是中国逐渐向老龄化社会迈进，这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所有中间年龄的人都在工作，人们在衰老，这会带来经济的后果，欧洲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四，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在城市里建机场，最多只能建三个，那些容易摘的果子已经摘的差不多了。这样的增长模式也会下降，中国就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像世界其他发达国家那样更多的服务业机会、更多的消费，德国在上世纪50年代是8%，现在我们有1%的增长就很幸运了。

中国经济放缓并不奇怪，黄金时代总会结束，韩国和日本也走过这么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欧盟商会的会员们对于改革充满期待，期待看到改革的逐步落地，看到新的增长模式，但对于投资依然在观望，就像此前一些领域的改革万众期待但似乎雷声大雨点小。

“黑客不是最大的问题，网速才是最大的问题”

记者:你怎么评价官方对中国欧盟商会报告的回应，以及监管与开放政策?

伍德克：商务部发言人对这份报告的回应很友善，说明他们认真看过这份报告，我们是有一些关于监管的顾虑和担忧，事实上，报告出台一周后我们与商务部有一个会面，之后的一周我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有一个会面，他们都愿意听取跨国企业对于问题的反馈。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测试，虽然他们可能并不同意我们的一些观点。

他们的态度非常认真，试图理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对他们而言，这背后意味着中国就业市场上的工作机会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当跨国公司暗示开始考虑其他国家的投资机会，他们当然会关注。

不过，这份报告没有涉及网络、黑客、互联网相关问题，于是我们快速做了一个调查，100多家企业做了回复。反馈者表示，黑客并不是最大的问题，网速才是，我们80%的会员企业认为中国的网速实在是太慢了，部分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业务，使得他们的生意变得更慢、更贵，甚至有些生意无法进行下去。

我们想说的是，欧洲或其他国家企业，我们都需要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对于企业领导人而言如果无法获取信息，如果信息来源都被封锁，他们如何能够一直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呢?我们如果无法获取信息，就只好搬去香港或新加坡。

我认为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搬走的可能性取决于两点，一个是空气污染，其二是网络，那会让公司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战略。在中国那些对信息有需求依赖的公司会把他们的中心移出中国，商业会让他们选择那些可以自由迅速获取信息的地方展开业务。

斯诺登事件之后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中国政府采取了特别严格的措施，禁止购买主要是美国的底层服务器产品、服务和软件。但坦白来讲，在特定领域他们确实是市场上最好的选择，我难以想象如果中国企业无法获取最新、最好的设备，他们怎么能够将业务经营好?如果不能选择最好的，那就只能选择次好的。在你的供应链上，你当然希望你的盟友选择最好的，这样你的商业才可以持续。

“过去三年我们失去了指导方针，在一片混沌当中”

记者:你如何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

伍德克：趋势就是我们看不出趋势了。在过去，你可以预测中国未来能有10%、20%的增长，那时候在中国经营、雇佣和投资预测都很容易。现在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投资从基础设施建设向服务业转型，每个人都需要思考这对于我们的商业意味着什么。

对于跨国企业而言，过去三年我们失去了指导方针，在一片混沌当中。但老实说，这不仅仅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企业也有类似的困惑，也在进行各种分析。不管是哪一国的企业，我们都面临着中国市场上的巨大不确定性，这需要我们更加具备商业智慧。过去我们可以很慵懒地说，哦，明年还会有10%的增长。

跨国企业感受到的第一次的变化发生在朱镕基总理在任期间，那个阶段中国规划出的对外开放日程以及融入WTO的程度是非常令人惊叹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朱镕基和那一届领导是游戏规则的改写者。

这之后中国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经济也在起飞，我们在中国享受了十年强有力的增长期，但政策法规监管层面却没有太大变化。但当经济增长放缓，政策上没有新的刺激时，这就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经济放缓和市场改革的可能性，这是非常不同的动力。在金融领域，上海自贸区出台了一些积极的政策，一些审批流程正在简化放松 ，这是开放的积极迹象;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政治领域，由于网络安全的问题一些跨国企业可能要被挤出中国市场。

记者:报告中说跨国公司越来越发现，国有企业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伍德克：当经济下滑的时候，部分企业会撤离这个市场，这是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国家有着很强大的金融力量可以把那些民营企业给收购了，因此突然间你有了更多的国有企业竞争对手。许多中外的研究表明，国企在创新性方面表现并不理想，而将他们私有化则会释放更大的力量。

经济放缓，化学工业市场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只要化工慢下来，其他的产业也会一个接一个慢下来，不论本土企业还是跨国企业，化工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但是我们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公众舆论对于化工企业的敌意和反对，大家都有种“滚出我的后院”的感受，我们看到厦门、大连等地发生了抗议事件。

事实上，巴斯夫已经加入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他们建立了一个社区，第一次邀请一家外国公司加入，我还担任了这个社区的副主席。这个社区的一个任务是参与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此前我们这样的外国企业从来没有被邀请参与过任何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人们倾向于认为化学工业气味糟糕，还会泄露，甚至带来毁灭。倒霉的是，这样的事情还真的时常发生，许多企业都遇到这样的问题。联合会问我们：各位，你们三四十年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们是怎么处理的，你们是怎么和人群及NGO合作的?当地方要建一个化工厂的时候，总有很多示威游行甚至会发生流血死亡事件，你们是如何被社区接纳和认可的?

我想，要解决这样的事情，我未来三十年都不会丢掉饭碗了。对于这个问题，没有速效的解决方案，不可能说你搞一堆宣传这事情就解决了，只有切实执行《环境保护法》。

你可能根本想不到，中国环境法的力度和严格程度超过欧洲的环境法，水处理的严格程度大概是欧洲的三倍，其他一些领域跟欧洲可能是差不多严格。我想首先，不要再制定新法了，法律规定是越来越严格，可真的没人在乎，因此第一点是法律的有效性。

第二点是人们的参与，你不能就说“闭嘴吧，你什么都不懂”，政府和企业都不能再这么说了，他们要证明自己，要把工厂打开，把人们迎进去参观，他们要将整个处理环节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去赢得信任。你不能只是说，“信我吧”，然后就完了。对我们而言，化工行业声誉的赢得是个巨大挑战。

“我是徐匡迪的大粉丝”

记者:空气污染问题是如何影响跨国公司运营的?

伍德克：空气污染确实挺让我困扰的，我和我的妻子也有忧虑，我们周围不少外国朋友正在离开，许多外国朋友干脆选择不来。

外国研发人员都很tricky(狡猾)不像我，他们有脑子，会考虑后果，我和我妻子则会想，是啊，水质也不太好，吃的也不安全，空气也脏，可我们喜欢在这里生活，我们强迫孩子们留在这里，他们也喜欢这里。但这对很多人就是限制，有很多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不愿意回来，在巴斯夫有5200名中国人，我们就想你既然是中国人不如回去，他们就会拒绝。

我记得特别清楚，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照片里，你能看到巨大的供氧设备，在日本街头你可以投币吸氧，我感觉这里离那个阶段也不远了。

但你现在去东京，空气好的让人不敢相信。我相信十年、二十年以后会好起来，但是在这个时点，人们选择离开。德国六七十年代你能把空气割开，洛杉矶 70年代空气污染就太著名了。过渡时期，没有人有知识和经验应对这样的事情。在中国，遗憾的是，技术和经验都是可以借鉴过来的，但却没有被借鉴过来。我是徐匡迪(中国钢铁冶金专家，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大粉丝。他说过，当你很穷，你的空气很干净，但你发展起来空气变得越来越污染，当你变得特别富裕的时候，这条线又往下走了，中国还在往高位走的区间。徐匡迪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越过污染最严重的那个阶段，他关心的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模式，更智慧地解决这个问题。哦，请快点做到这点吧，我为此而祈祷。

记者:想过在中国安度晚年么?

伍德克：不，首先我拿不到签证，如果你没有个单位挂靠，你啥也不是，我没有娶中国媳妇，我娶了个俄国媳妇;第二，如果你在中国有个体面工作，这个总裁那个主席的，你的社交生活会特别活跃，但如果你离开这些职位，你就无法融入本地的社交圈子，你什么也不是，你出局了，那时候我就会回到我长大的小村子，那里既干净又无聊，年轻时候你简直无法忍受，太无聊了。除非你开快车，然后可能把自己撞死，所以我来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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